刚看了下“体育总局答新京报:推动在外卖、快递小哥休息站点配建健身设施”的事情，有点让人无语。

一群每天被算法追着跑十二小时、连上厕所都要掐时间的人，你跟他们说：驿站放几台哑铃和拉力器，抽空健个身。精准避开所有真问题，又精准命中所有形式主义的靶心。

厨子看见房子着火，他能给出的方案往往只有往里面加一勺盐。《龙餐馆》的主角沈腾看见小孩子入场，能给出的方案就是断头饭做的好吃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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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让一个总局怎么表达对这个群体的关爱呢？如果是人社总局，或许能出台相关措施，但是一个体育总局，不就只能送点器材吗？他或许想用这种方法表现出对这个群体的重视，然后触动某些部门：你看连体育总局都发器材给外卖员了，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出台XXX保护他们吗？

记得有个外卖员叫张浩。

父亲因讨薪被人打死，他自己后来也因讨薪和处罚纠纷，捅死了站长。

两代人，同一条路。父母离异，母亲带着弟弟远走，他靠爷爷奶奶长大。十二岁那年父亲讨工资被打死，他读了两年书就辍学，十五岁起独自打工，最后成了专职骑手。某天站点塞给他一单预定单，手上已有好几单，预定单必须卡点送达，早了晚了都不行。那单是烧纸元宝，他联想到父亲，请求调单。调度口头答应，却拖到只差几分钟超时，才说“离你最近，必须送”。当晚群里直接罚二百。他找站长理论，站长说该罚五百，

站点规定提前四十五天申请，否则强行离职单价从五元降到三元三。再去协商讨回克扣的钱。由于父亲被打死的教训，他带着刀自卫。结果却被站长和副站长轮番殴打。他失控了，于是捅中了站长。

事后他自首，愿意把仅有的贷款房赔给站长上小学的儿子，姑姑叔叔倾尽所有再凑三十万赔偿。法院最终因自首和谅解，把死刑改成无期。他曾对奶奶说，等还完贷款接她来市里住。愿望再也实现不了。

这不是个案。算法派单、预定单陷阱、超时处罚、站长一言堂、离职克扣、讨薪无门——日常压榨把人一步步逼到绝境。父亲死于讨薪，儿子死于讨薪后的失控，中间差的只是一把刀和一次殴打。

他爸爸讨薪被打死的时候，有没有获赔一套房外加30万？

我想是没有的，因为法律不支持恶意讨薪，他也没读什么书就出来干活了。如果拿到了任何赔偿，也不至于混的这么惨吧！

但是我真的不明白。真正的冤不在刑期长短，而在把普通人逼到拿刀的那套系统：没有有效申诉渠道，没有对算法和处罚的刚性约束，没有让讨薪和离职不被恶意克扣、不被殴打的保障。

央视曾经播放过一个神剧，叫《洪武大案》，其中最经典的一段在B站，反复播放，就是李立群问造反的犯人为什么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。看得触目惊心哪！

体育总局，不算做错，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这种办法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。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休息站里的器材，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外卖行业的问题。同志们，有共同理想的进步青年们，连体育总局都动了，虽然做得不够好，我们要拿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主人翁使命感，等待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！